凌晨两点半，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城市，这个时间被称作午夜。但是在伦敦，这不仅仅是午夜，更是第二天的起点。
当莫斯科陷入寂静，当彼得堡随风潜入波罗的海的梦乡，当哥廷根的博士生还在为了明天的论文答辩通宵达旦的时候，伦敦中心的考文特花园市场上已经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。
周边的街道上聚集了一排排马车、货车和蔬果小贩的手推车，空气中满是炭火、泥土、湿菜叶和早熟苹果的气味，混杂着一丝人声渐起的躁动。
酒馆上层的窗里亮起灯光，这不是市民们准备休息，酒馆将要打烊的预兆，而是老板正在准备开张。
新的一天即将到来，车道堵塞，车辆迅速地填满主干道路的景象再有一个小时就会重现。
在太阳从泰晤士河的河面上升起之前，郊区通向伦敦的道路上已经塞满了马车、运送货物的推车和为了生计而忙碌的男男女女们。
他们头上顶着沉重的水果篮，从几英里外的富勒姆或者泰晤士河西南的蔬果园出发，迈向皮卡迪利广场，途径格林公园，朝着考文特花园市场走去。
人群之中除了菜农和小商贩以外，还有许多仰仗早市生活的人。
咖啡摊的摊主肩上挑着装咖啡罐的担子，小罐子里的炭火烧的旺旺的，火光在逐渐消散的夜色中闪烁着。
屠夫的轻便马车嘎吱嘎吱地经过，紧随其后的是往来于城市与郊区的公共马车，男人们挤在车里睡眼惺忪的打着盹，再往后便是酿酒商手下又高又壮的车夫了，脏兮兮的夹克和皮裤以及头上的红色软帽是他们的标志性扮相。
虽然大伙儿都一股脑的在往市区赶，但是考文特花园市场最早出现的人永远是咖啡摊的摊主们。
在欧洲大陆，居家开伙绝对是比在外用餐更加经济实惠的选择。
但是别忘了，这里是伦敦，因此这里的情况与欧洲截然相反。
伦敦的多数工人都住在狭窄的公寓单间里，没有自己的房子。虽然他们可以使用公用厨房，但大部分人最多只会用房间里的壁炉，在上班前把水烧上。在家里没人的时候烧火是非常奢侈的，这不仅费钱，也费时间。
在工人阶级的住所里，水向来是稀缺商品，虽然伦敦已经出现早期的商业水务公司了，但是这不代表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自来水服务。
因为并非所有房子里都有自来水管道，而即便是那些有管道的人家也未必会经常饮用自来水，比如亚瑟，他就从来不喝家里的自来水。
这并不是因为他自从多了个爵士的头衔后，对于饮料的要求变高了，而是因为伦敦自来水的质量实在是一言难尽。
伦敦市面上的十几家自来水公司的水源地各不相同，有的甚至直接从污染严重的泰晤士河下游取水，而且全都没有经过现代意义上的净化，因此其中自然会掺杂不少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、工业废水乃至于来源不明的尸体等等。
因此，水质参差不齐、污染严重在伦敦都属于常见现象，更糟糕的是，即便品质已经差到家了，偏偏水供应还经常不稳定，有时甚至一周只有几个小时的供水。
像是亚瑟这样在伦敦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深受其害，更别提那些连自来水都喝不上的工人们。
对于工人家庭来说，最近的水源是街头的水泵，但是这些水泵与自来水服务同样优秀，也是一周只有几个小时的供水时长。
而工人家庭又普遍缺乏储藏空间，饱受害虫侵袭，只能买得起少量食物，这些因素意味着，过夜储藏食物甚至茶叶都不容易。因而工人们在一觉睡醒后，选择在上班路上喝杯热茶、吃口早餐几乎也就成了必然选择。
咖啡摊的摊主们也都知道，在黑暗和寒冷的伦敦清晨起床后，顾客们最看重的是咖啡和茶水的温度，然后才是浓度和甜度，得让他们的手被杯子焐暖，身体被滚热的茶水激活，这样子你的生意才能好做。
因此，虽然大部分咖啡摊都非常简陋，有些是一张板搭在两个锯木架上，有些是手推车上装着板凳、台子，但是无一例外的，摊主们都会在摊位前摆上一个火烧的旺旺的炭火炉，有条件的甚至会装备上一座外接铜龙头的小型锡制热水锅炉。
如果摊位上再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帆布帐篷那就再好不过了，帐篷里点上灯，桌上盖着布，在上面摆满杯子和碟子，再取几个最大最气派的碟子摆上面包、蛋糕和黄油。
就这样，不出十五分钟，一个19世纪伦敦网红咖啡摊就能准备好迎接顾客了。
摊主刚刚把东西陈设好，还不等喘口气，便看见有客人撩开帐篷的门帘走了进来。
这位客人披着一件厚呢斗篷，手中拎着一把黑色的橡木手杖，他摘下手套，坐在摊位边的木凳上，拍了拍斗篷上的雾珠，熟练地招手点餐：“一杯红茶，一份两薄。茶要滚，面包要焦。”
两薄是咖啡摊上最畅销的套餐，也是工人阶级的最爱。
两片薄薄的面包夹着黄油端上了桌，别看分量不大，顾客们可全指着它们满足一早上忙碌工作的能量呢。
这样一份套餐，在西区和金融城售价一便士。但是如果是在西印度码头，则要便宜上50%。
“早安，先生。”摊主笑了笑，转身用一把破旧银夹将一块还冒着热气的面包从炭火边取出，放到瓷盘上，再舀上一小块黄油：“今儿的黄油是昨晚上才送来的，我们乡下的奶农自己打的，不掺水。”
亚瑟接过瓷杯，茶水热得烫手，正合他的意。
左右无事，摊主站在一旁和他聊起了天：“您这是刚下工，还是待会儿接班？”
自从离开苏格兰场的一线，不再需要值夜班后，亚瑟已经好久没听过“下工”和“接班”这两个词儿了。
不过倒也不怪摊主会这么问，因为这个点会光顾咖啡摊的，一般只有下夜班和上早班的工人，当然，偶尔也会碰见几个巡夜打更的条子。
亚瑟轻轻点了点头：“一会儿接班。您这是刚出摊？”
摊主乐呵呵地笑了笑，手上也没停着，给旁边新来的顾客斟着水：“哪能说是刚出摊啊！像我这样的，天还没亮就得起来烧水，不然来晚了，摊位都给抢了去。现在伦敦这摊口子，可是比剥橙子还紧俏呢。”
“今天的人气看着不错。”亚瑟用匙子搅了搅茶水，望着帐篷外渐渐多起来的人影：“多半是因为昨晚的那场风停了。”
摊主顺着他的话头接道：“可不是嘛，一到暖和点儿的天气，菜贩子就好干活了。这天要是一结冰，菜都冻成石头疙瘩，卖也卖不出去。”
亚瑟看到帐篷外边站着两个衣着单薄、身材纤弱、眼中满怀期待的年轻工人，于是便开口冲摊主打了声招呼：“烦请给那两位先生来杯热的，账单记在我这里。”
摊主正将茶壶放回炭炉，听见亚瑟的话，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：“好嘞，先生。”
没有特别的赞许，也没有出声规劝，而是像看见了一件平平无奇的小事情，因为这种情况基本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一次，算是咖啡摊上的一种“潜规则”。
虽然光顾这里的基本都是没什么钱的工人阶级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伦敦工人好像普遍认为，给那些更困难的人买杯热茶也不会让自己变得更穷，所以如果哪天心情好，谁都有可能会请那些正巧手头吃紧的倒霉蛋喝一杯。
只不过对于亚瑟来说，这还是他头一次在咖啡摊请别人吃东西。
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，而是因为从前他来的时候都穿着苏格兰场的制服，警察在街头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，尤其是你还可以经常在这里碰见许多从事不法工作的人士。
根据亚瑟的经验，凡是在2点30到5点之间出现在咖啡摊的女人，有九成的可能性是流莺，当然了，流莺这种文绉绉的说法是议会专用的。在咖啡摊上，大伙儿通常把她们称作“不幸的女孩儿”。
另一种比较容易辨认的潜在犯罪者则是醉鬼，两点半到五点同样是他们出没的时间段。
但是相较于醉鬼，亚瑟还是更喜欢与“不幸的女孩儿”们打交道，因为前者明显比后者更具危险性，酒精常常会使得那帮五大三粗的汉子失去基本的判断力，进而使得他们突发奇想，脑袋里突然蹦出些诸如公然袭警之类的蠢主意。
亚瑟刚入职苏格兰场时就曾经吃过一次亏，如果那次不是他跑得快，说不准就得被那几个醉鬼拿凳子狠狠地揍一顿了。
自那以后，亚瑟每次夜晚出勤必定要随身携带警官刀，毕竟你和醉鬼是没办法讲道理的。
回忆起几年前的苏格兰场夜巡经历，亚瑟能记得起的事情不算太多，因为那时候大部分情况下，他都是想着赶紧吃完早餐回家倒头大睡，完全没有心情欣赏路边的风景。
因为哪怕是街头散步，让你连续走上十四个小时，也足以杀死你想做其他事的念头。
那个时候，亚瑟最羡慕的就是那群在金融城工作的办事员了。
大约早上七点钟，你就可以看见一群套着豆绿色、橘黄色和玫瑰粉色手套，穿着深红色的背带和绣着大丽花的衬衫，别着万花筒式的衬衫装饰扣的年轻职员们在大街上经过，他们从萨默斯、卡姆登、伊斯林顿和本顿维尔等地区涌入金融城、法院街和律师会馆。
而这些年轻职员的前辈们，那群中年办事员则大多戴着白色领巾、身着黑色外套稳步前进，只不过在亚瑟的眼里，这帮中年人要远比年轻人更虚伪，他们明明认识迎面走来的每一个人，因为除了周日以外，过去的20年里他们每天都能见面，但是这帮中年人却从来不会和任何人打招呼，甚至连一声早安都不问候。
亚瑟脑袋里胡思乱想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，仅仅是在咖啡摊上坐了一会儿，他就又从不可一世的亚瑟·黑斯廷斯爵士迅速变回那个满腹牢骚的伦敦小市民了。
亚瑟刚把茶杯搁下，帐篷门帘忽然被人小心翼翼地掀开，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探了进来，紧接着钻进来一位身形纤瘦、神色紧张的男人。
来人一身灰色呢大衣，鼻梁上挂着一副圆框眼镜，帽檐压得极低，像是担心被人认出来似的。
他的脚步非常轻，却又显得极不自在，眼神飞快地扫过帐篷里的人，一边开口便是一阵低声的抱怨：“天杀的！你到底为什么非得挑这种地方、这种时间见面？凌晨四点，街头摊子，我刚才差点被一个醉汉吐了一身！”
亚瑟朝他身边的凳子一指，懒洋洋地回应道：“这还不是为了照顾你吗？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更不喜欢喧闹和舒服。坐吧，这里是伦敦最自由的地方。没有考官，没有主教，没有听众，没有学院理事会，更没有苏格兰场探员，最多有一个前任的。”
惠斯通警惕地扫了一眼邻桌那几个打着盹的顾客，又看了眼炭炉边蜷在一起取暖的几条狗，终于小心地坐下了。
他的手始终紧张地扣在自己的拐杖头上，好像这不是什么走路用的工具，而是一根能在社交场合撑起自信心的支柱：“我……我以为你会约我去俱乐部，至少是书店、编辑部，或者，哪怕你约我是邮局见面呢。”
“放心，你在他们眼里顶多是个来买‘不幸女孩儿’香水样本的化学家。”
“亚瑟！”
亚瑟朝摊主招手道：“再来两杯红茶，两份两薄。”
“我不饿！”
“谁说这是给你点的了？我今天胃口好。”
惠斯通吹胡子瞪眼道：“你大清早把我叫出来，这是打算连一份早饭都不请我吃吗？”
“你不是不饿吗？”
“我可以不吃，但是你不能不点。”惠斯通一拍桌子，把碳炉边的狗都吓了一跳：“我要的是个态度！”
亚瑟差点被茶水呛到，他咳了一声，举手投降：“好好好，谁让您是查尔斯·惠斯通呢？皇家学会成员，伟大的留声机发明者，不列颠光学、声学和电磁学领域的泰斗，一早被我拉出来吹冷风，哪有不给您点早餐的道理？来，先生，再加一份双薄，老样子，面包得焦点，茶要滚烫的。”
惠斯通闻言猛地又一拍桌：“两份！咱们俩要平起平坐！”
摊主在那边笑得直抹围裙：“知道啦，两位先生聊得真热闹，早说要吵架，我今天就该多摆几张凳子，您二位一人坐一桌。”
“我们这不叫吵架。”亚瑟慢悠悠地端起茶杯：“这是交流研究成果。”
“你那套警探嘴脸也能叫研究成果？顶多算是装腔作势。”
惠斯通一撇嘴，接过红茶时还特意把杯托转了半圈，像在确认亚瑟是否动过手脚：“不过……这茶还不错。真要让我喝苏格兰场监室里那种自来水泡出来的洗脚茶，我现在调头就走。”
亚瑟靠在凳子上，微微一笑，眼神透过升腾的热汽打量着对面的老朋友。
他知道惠斯通这种人，不能劝，不能逼，必须得拐着弯、抹着角、藏着钩，一点点的让他上套。
“你以前没这么讲究茶水的。”亚瑟慢悠悠道：“我记得有次你在我办公室里喝下了一整壶冷掉的、里头飘着烟灰的隔夜茶，事后还跟我说，水温对实验不构成影响。”
惠斯通把脸一拉：“那是你不让我走！你当时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解释清楚那份留声机转录后造成的误差，就要把我关进苏格兰场里去协助调查。”
亚瑟直喊冤枉：“查尔斯，我可没说过要把你关进苏格兰场，我只说了要你协助调查。”
“你的协助调查和关进苏格兰场到底有什么区别？你别说你不知道！”惠斯通掰着手指翻旧账：“还有那一次，半夜三点钟，你把我从家里叫到刑侦部，说要我分析一张‘疑似英国雅各宾的起义情报’，结果是什么？你只是想验证你新编写的加密语言究竟有没有人能够看懂！”
“你看你，又急。”亚瑟笑呵呵的安慰道：“查尔斯，你要知道，你可是第一个敢在苏格兰场门口说‘下次再敢惹我，我就去议会申诉’的人，后来我那几个下属说我被你吓得三天都不敢敲你的门了。”
“是啊！”惠斯通都被气笑了：“所以你才让他们第四天再上门，是吧？”
亚瑟忍俊不禁，把面包撕成两半，递出一块：“来，吃完这顿饭，就当咱们和解了。”
“凭什么？”惠斯通简直恨不得把面包糊在亚瑟的脸上：“你派人把我绑去哥廷根的事情，我还没和你算账呢。”
亚瑟闻言，不由得叹气道：“我就知道你还记得，所以……查尔斯，我这刚回伦敦不久，不就立马来给你赔罪了吗？”
“就只有嘴上说说？”
亚瑟沉吟片刻：“那按你说，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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